司馬遷的《史記》草創(chuàng)定稿后即謄寫清抄出兩部，一部上獻朝廷，一部存放家中�！稘h書·司馬遷傳》說：“遷既死后，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辈贿^，流傳的范圍并不廣泛，東漢初年，已有散佚殘缺現(xiàn)象。班固《漢書·藝文志》：“《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錄無書�！睘槭裁丛诓惶�長的時間內(nèi)，就有如此嚴重的殘缺？這當然有諸多原因，但有一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就是當時的出版技術(shù)和傳播手段的相對落后。主要是因為西漢時期流行的篆書、隸書都不易書寫。而當時的圖書形式也主要有兩種，一為簡書，一為帛書。在制作成本和使用上，簡雖低廉容易得到，卻笨重而易損；帛雖輕便，卻昂貴而不易得到�！妒酚洝菲�幅巨大，以木簡書寫，損毀是不可避免的。

　　東漢以后，迄于唐五代，產(chǎn)生了一批形式多樣、內(nèi)容各異的《史記》文獻，僅據(jù)《隋書·經(jīng)籍志》《舊唐書·經(jīng)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這三種史志目錄所著錄的來統(tǒng)計，就有二十五種。其中，有白文本，如“司馬遷《史記》一百三十卷”；有集注本，如“裴骃集解《史記》八十卷”；有注釋本，如許子儒、王元感、徐堅、李鎮(zhèn)、陳伯宣等人各自“注《史記》一百三十卷”；有標音釋義本，如“徐廣《史記音義》十三卷”，“鄒誕生《史記音》三卷”，“劉伯莊《史記音義》二十卷”等；有摘字校注本，如“司馬貞《史記索隱》三十卷”，“張守節(jié)《史記正義》三十卷”等。這一時期，《史記》傳播到敦煌、日本這樣廣泛的地區(qū)。這與這一時期紙作為新興的書寫材料被廣泛使用有關。同時，楷書、行書、草書的出現(xiàn)，人們可以用比較好寫而容易認識的書體在比較輕薄而容易得到的紙上進行文字記錄，從而也加大了信息傳遞和文化交流的流通量和傳播面。但由于文化傳播技術(shù)手段仍顯得相對落后，圖書還是依靠抄寫，故這一時期的《史記》文獻能夠流傳下來的就只有一小部分。

　　其實，早在唐代中期，人們就總結(jié)吸收前人在各種材質(zhì)上鐫刻各種文字、圖案和符號的技術(shù)經(jīng)驗，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明了中國古代又一項促進人類文明進步的應用技術(shù)——雕版印刷術(shù)，革命性地改變了圖書出版的傳統(tǒng)方法，從一次僅能夠一筆一畫地抄寫成一部圖書，轉(zhuǎn)換為一次就能夠在雕刻的書版上印刷出許多部圖書，而且還能夠多批次地印刷。但可惜的是這項新興技術(shù)的推廣應用卻十分緩慢。宋代承前啟后，在雕版印刷技術(shù)日趨成熟的同時，又發(fā)明了影響近代世界出版業(yè)的活字印刷術(shù)。在這一時期數(shù)量眾多的《史記》文獻中，僅是刻印整部《史記》而至今還能看到的或全或殘的刻本，就有十多種版本。

　　綜合考察傳世的和不傳世的宋刻本《史記》的有關情況，可以發(fā)現(xiàn)三種帶有一定的規(guī)律性和普遍性的現(xiàn)象：一是從公家到私家，一是從單注到合注，一是從內(nèi)地到沿海。這些都與當時的雕版印刷術(shù)不斷改進并被熟練掌握、全面接受、廣泛使用有著密切的關系。

　　宋以前，南朝宋人裴骃的《史記集解》雖已附入《史記》正文之下，但唐人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和張守節(jié)的《史記正義》直至北宋時，還是與《史記》本文分離的單行本，各自都有幾十萬字，顯然不便于閱讀。到南宋時，則由私營書坊主依次附入《史記》正文下，從而形成了二家注合刻本和三家注合刻本。

　　刻印任何書籍，都必須有資金上的支持，公家的資金雄厚，所以不大計較成本，私家的資金有限，而且多以營利為目的，自然要精打細算，降低刻書成本。但是，在《史記》的刻本中，字數(shù)越來越多的二家注合刻本和三家注合刻本，卻偏偏都是由私家刻成的。這顯然是由于在不斷地通過總結(jié)實踐經(jīng)驗的基礎上，促進了刻書技藝水平的全面提升，帶來了高效率、高效益、低成本、低售價的兩高兩低的最佳成果。如南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張杅刻印了字數(shù)較多的《史記》二家注本，據(jù)其《跋》文記載，當時使用刻工多達七十人，歷時僅僅兩個半月，即大功告成。由此可見，文化傳播技術(shù)手段的革命性改變和進一步改造，是促進和加速《史記》文獻的傳播和流傳的關鍵性原因之一。

　　元明時期，以印刷術(shù)為主的文化傳播技藝還在進一步的創(chuàng)新和完善，如元代發(fā)明了木活字印刷方法，明代發(fā)明了銅活字印刷方法。元代開始有了同一版書印出黑紅兩色的圖書，稱為朱墨套印本，至明代后期大為盛行，并發(fā)展出三色、四色乃至五色的套印本。這一時期的圖書版式還有在版框內(nèi)分作兩欄乃至三欄的，稱為兩截版和三截版，上欄和中欄或是圖畫，或是標題，或是評語，下欄則是正文。刻本書上所用的字體，在宋元時期是以不同地域的刻本呈現(xiàn)不同的字體為特色，宋代浙刻本用歐陽詢的字體，宋代和元代建刻本用顏真卿的字體，宋代蜀刻本則用顏真卿字體和柳公權(quán)字體的混合體，元代浙刻本及明代前期刻本都用趙孟頫的字體。到了明代中后期，則創(chuàng)造出趨向規(guī)范化的刻書字體；在印書用紙方面，除先前使用的麻紙外，又多了以棉花和竹子為主要原料制造的棉紙和竹紙。凡此種種技術(shù)上的進步和工藝上的完善，無不在當時刻印的《史記》文獻中有所體現(xiàn)。

　　在刻印數(shù)量上，明代的《史記》版本之多，是空前絕后的，僅在傳世的《史記》版本中，大約占了一半。其次則體現(xiàn)在品型的多樣上，如茅坤《史記抄》和凌稚隆《史記纂》都是朱墨套印本，正德劉弘毅慎獨齋和萬歷南京國子監(jiān)刻本都有斷句符號，嘉靖王延喆覆刻宋建安黃善夫刻本，頗有幾分逼真，毛晉汲古閣刻單注本《史記》和單行本《史記索隱》，字體均為其獨創(chuàng)的扁方型黑體字。至于明代的評點本《史記》就更多了，而且在評語方式和圈點符號上也是樣樣俱全，有眉批、夾批、旁批、卷前和卷末總評，有大圈、小圈、雙圈、連串圈、實心點、空心點、連串點、實心三角、空心三角、長抹、短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