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端棻(1833年-1907年),字苾園,貴州省貴陽市人,清朝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教育家,出生于貴州省貴筑縣(今貴陽市)。北京大學首倡者、戊戌變法領袖、中國近代教育之父。 同治元年(1862年),應順天鄉(xiāng)試中舉,次年會試中進士。歷任監(jiān)察御史、刑部左侍郎、倉場總督、禮部尚書。第一個疏請設立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舉薦康有為、梁啟超,支持戊戌變法。戊戌政變后,被充軍新疆。后赦歸,主講貴州經世學堂。晚年歸故里,死后葬于永樂鄉(xiāng)。 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以后,帝國主義列強的瘋狂侵略,把一個地域廣袤、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淵。在叢林法則盛行的時代,國弱便要挨打受欺。統治者雖然只顧保住頭上的皇冠,中華民族的骨氣卻在民眾中長存。于是出了第一個睜眼看世界的林則徐,出了龔自珍、魏源、洪仁軒等要求學習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人物。甲午中日戰(zhàn)爭的失敗,證明僅靠洋務運動救不了中國,于是,一批先進的中國人提出了維新變法的主張。他們與當時的頑固派公開論戰(zhàn),在全國掀起議論時政之風,建立以變法自強為宗旨的學會,在各地創(chuàng)辦新式學堂,出版時政報刊,力圖通過維新變法實現救亡自強的宗旨。 崔曉冬 《李端棻與戊戌變法》 油畫 對于這場中國近代史上轟轟烈烈的維新變法運動,人們最熟知的代表人物是康有為、梁啟超和被稱為“戊戌六君子”,遭殺害于北京菜市口的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楊深秀、康廣仁等人。作為戊戌變法運動重要領袖人物之一的貴陽人李端棻,卻往往被忽略。而他在維新變法運動的高峰時刻,恰任職禮部尚書,是這場被稱為“百日維新”運動的積極倡導者和堅定支持者。 李端棻 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出生于貴陽府屬貴筑縣的李端棻,字苾園,幼年喪父,由叔父李朝儀教養(yǎng)。其叔治家甚嚴,子侄中尤寵李端棻,視為已出,待之獨厚。李朝林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中進士,以知縣分發(fā)直隸(今河北),先后任直隸平谷知縣、三河知縣、大興知縣、晉南路廳同知、東路廳同知等職,并在三河知縣任上,捐廉創(chuàng)建書院。他的這番經歷對李端棻后來的求學、應試、仕途生涯及發(fā)展近代教育,都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早年李端棻的仕途較為順暢:咸豐二年(1852年)補博士弟子員,同治元年(1862年)順天鄉(xiāng)試中舉,二年會試中進士,入翰林院任編修、內閣學士;同治十一年(1872年)任云南學政,后歷任山西、廣東、云南、四川及山東等省鄉(xiāng)試主考官及順天鄉(xiāng)試、會試總裁,全國會試副總裁;光緒十五年(1889年)任廣東鄉(xiāng)試主考,后遷任刑部侍郎、工部侍郎、倉場總督;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破格擢任禮部尚書。 經歷豐富的李端棻,一生因他而起或與他有著密切關系的事件極多,綜合歸納起來,其主要的社會貢獻應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即:識才用人,為國舉薦;力主變法,敢為敢當;發(fā)展教育,率先垂范;愈挫愈勇,老而彌堅。 李端棻手跡 除云南學政之外,李端棻在多達6省任過鄉(xiāng)試主考官,甚至做過全國會試副總裁,可謂閱人無數。結合他本人深厚的學識功底與政治傾向,自有其審視各級考生優(yōu)劣的標準。按照他根據當時國情所形成的人才標準,李端棻心目中的人才,必具“經世濟國之大才,用以振衰起廢、扭轉狂瀾,以堪朝廷大用、以負國家厚望”,其后方能成就一番事業(yè)。正如梁啟超在《清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李公墓志銘》中所言:“其歷次典試,所拔擢皆一時之名士,世亦以此廬陵”。 光緒十五年(1889年)秋,李端棻以內閣學士身份出任廣東鄉(xiāng)試主考。其時的鄉(xiāng)試已隱含“經世致用”題意,李端棻閱卷時,發(fā)現名為梁啟超的考生,文筆似“熔金鑄史”,深以為贊,將其錄取為鄉(xiāng)試第八。到梁啟超拜見主考官時,李端棻發(fā)現這一才華橫溢的考生年方16,卻能“娓娓道東西邦制度”,對其倍加賞識,并將視如同胞的堂妹李蕙仙許配予梁為妻。梁啟超后來能與康有為并列為戊戌變法的兩大領袖,與當年李端棻的慧眼識才不無關系。為了國家不至淪落為列強刀俎下的魚肉,身在朝中的李端棻力排眾議,大膽向光緒皇帝舉薦康有為、譚嗣同等一批力主變法的出類拔萃之士,而這在當時的官場上,是有極大殺頭風險的。 李端棻力主變法,敢為敢當。梁啟超得李端棻慧眼賞識后,曾赴京師參加會試不中,其后結識以布衣上書力倡變法的康有為,接受了康有為的改革主張和變法理論,并與康有為聯手發(fā)起“公車上書”,成為變法維新運動的首領之一。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光緒帝召見梁啟超,“命進呈所著《變法通議》,大加獎勵”,賞六品銜,并讓梁啟超負責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此時的李端棻反因受到梁啟超的變法理論影響,以朝中大員身份力挺康、梁的變法主張。他先是以刑部左侍郎身份于光緒二十二年(1895年)上《請推廣學校折》,提出一整套改革教育的維新主張,呈述舊式教育弊端,呈請在京城建京師大學堂,在各省建各級新式學堂。又于3年后上《變法維新陳條當務之急折》, 向光緒帝舉薦康有為、譚嗣同、嚴修等 18人。變法維新運動期間,更是與康有為、梁啟超等共同議定新法,成為滿朝文武中二品以上大員唯一敢言維新者。李端棻在維新運動中敢作敢為,屬于這場運動中的關鍵人物與中堅力量。 發(fā)展教育是李端棻對近代中國社會的又一重大貢獻,人們將其譽為“中國近代教育第一人”可謂名副其實。還在“百日維新”的前兩年,李端棻“念人才之多寡,系國勢之強弱”,于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六月,向光緒帝上《時事多艱,需才孔亟,請推廣學校,以勵人才而資御侮折》(即《請推廣學校折》)。盡管當時已有同文館、實學館、廣方言館、水師武備學堂、自強學堂等學校開設,但李端棻認為:皇帝雖有“求通達中外能周時用之士,所在咸令表薦,以備擢用”的明詔,“然數月以來,應者寥寥;即有一二,或僅束身自好之輩,罕有濟難瑰瑋之才”,而原因正在于“非天之不生才也,教之道未盡也”。意思很明白,不是缺少可培養(yǎng)的人才,而是沒有采用新式教材、新的教學方法的機構,創(chuàng)辦新式學堂已成當務之急。 后世以李端棻《請推廣學校折》為課題研究的人甚多,觀點大都相近,而《請推廣學校折》對當時社會的影響,《(民國)貴州通志·人物志》的分析則較為透徹。其志曰:“其請自京師以及省、府、州、縣皆設學堂,則后來停罷科舉,專注學堂之辦法也;其請府、州縣學,選民間俊秀子弟年十二至二十者入學,則后來各府、州、縣兩等學堂之辦法也;其請自學選諸生二十五歲以下入學者,則后來各省中學堂之辦法也;其請京師大學選擇舉貢、監(jiān)年三十以下者入學,其京官愿學者聽之,則后來大學堂、仕學館、分科大學、法科、財政等學堂之辦法也;其請分齋講習等,其榮選擇一歸科第,予以出身,亦如省官,則后來學部考試京外各學堂暨出洋留學畢業(yè)生,與以舉貢,殿試獎以進士出身,除授翰林部屬等官之辦法也;其請設藏書樓則后來開設圖書館之辦法也;其請選派游歷,則后來資遣學生出洋肄習新學之辦法也!北M管上述分析在某些事物發(fā)展的因果上不免牽強,但由中亦可看出,李端棻作為“中國近代教育第一人”是當之無愧的。 京師大學堂原貌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七月,中國第一所由中央政府創(chuàng)辦的高等學府——京師大學堂正式創(chuàng)立。這所于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由李端棻正式提議,后康有為、梁啟超積極推動,由清政府出資設立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所近代性質的綜合性高等學校,其后雖經歷了“戊戌政變”、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侵占北京等變故一度停辦,但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得以恢復,并于辛亥革命后更名為北京大學。據此,李端棻被后人公認為京師大學堂的創(chuàng)始人,自然也是北京大學的締造者與奠基人。 從人格方面來看,愈挫愈勇是李端棻終其一生最大的特點。人們常用“生命不息,奮斗不止”來贊揚英雄,盡管沒有任何人想在李端棻的頭上戴上英雄桂冠,但他以69歲高齡,在經歷了一段長途流放之后,回到故鄉(xiāng)依然壯心如初,卻實屬罕見。雖然頭上失去了禮部尚書頭銜,失去了朝廷這座舞臺,但這只不過是讓他在角色上發(fā)生了一次轉換:從維新變法的倡導者與堅定的支持者,變成了以貴州為陣地推行變法宗旨的實踐者與具體的執(zhí)行者。從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赦回原籍,到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病亡,6年中李端棻始終不知疲倦地以“開通風氣,導引后進”為己任。自被貴州巡撫聘請主持經世學堂講席后,他堅持“按月兩開講演,教以立身敦品根坻之學,備他日朝廷器使”。直到臨終,李端棻還諄諄囑咐子弟,貴州經費艱難,勿忘出資捐助學堂。 李端棻回到原籍貴州,沒有如許多告老還鄉(xiāng)官員那樣,品茗飲酒、吟詩作賦、樂享暮年,而是老而彌堅,更奮勇地奔波在他自己《請推廣學校折》中所言的強國宗旨上。他對維新思想的大力傳播,不僅影響了當時的貴州官員,也激勵了大批青少年。這些受過他熏陶的青年,如姚華、唐爾鏞、王仲旭、任可澄、何麟書、桂伯鑄等,后來都先后在不同領域展現才華,成為一代名人。 尤為難得的是,已愈古稀之年的李端棻仍不辭辛勞,先后與一些具有維新思想者一起創(chuàng)辦了貴陽師范學堂、貴州通省公立學堂等新式學校,掀起了貴州辦近代教育的熱潮。由于李端棻身體力行地鼓動有識之士盡力發(fā)展近代教育,以至貴州各地出現爭相創(chuàng)辦新式學堂的景況,接著又在省內括起了渡海留學、開闊視野之風。李端棻本人為發(fā)展近代教育的不遺余力,不僅加速了貴州近代化啟動的步伐,更印證了他自己愈挫愈勇的人生座右銘。 來源:動靜貴州 作者:范同壽 |